《经济法制论文范例（精选10篇）》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经济法制论文范例（精选10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经济法学论文 篇1
（一）山西工商学院和法学相关的课程开设情况
1公共课
公共课也称为公共基础课或必修课，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学习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高等学校的公共课，主要有政治理论课、德育课、外语课、体育课、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等。我校在这些课程中和经济法有关联关系的课程有公共基础课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基础课选修课社会法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般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三个学分，以考查课形式考查。而社会法制一般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两个学分，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2专业课
专业课是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学习某一专业的学生修习的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的课程。我校开设的专业课中和法学相关的专业基础课有经济法基础（经济、管理类专业）、税法（会计类专业）、广告法（广告类专业）、建筑工程法规（建工类专业）、旅游法规（旅游类专业），专业必修课有广播电视法规（广播电视编导类专业）、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学前教育类专业）。这些课程不同学院不同专业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开设时间、课时要求与考查形式不尽相同。
3实践课
实践课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进行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是基于学生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体现对知识综合应用的学习活动。一般法学专业的实践课为到法院实习，或组织模拟法庭等。由于我校暂时未开设法学专业，其他专业和法学相关性不是很强，所以暂时没有法学类的实践课。
（二）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开设情况
1商学院
我校商学院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共有三个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及人力资源专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市场营销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人力资源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也以考试课形式考查。
2会计学院
我校会计学院会计专业的三个方向：会计实务方向、会计应用理论方向、注册会计方向均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也均为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3金融学院
我校金融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与金融工程专业是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4建筑工程学院
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工程造价是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经济法，二课时，共计32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5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我校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层次没有开设经济法，酒店管理专业专科层次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
6通才教学部
通才教育也称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旨在培养知识广博、目光远大、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高素质人才。我院牛三平院长在研究美国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走访了许多企业，了解其用人要求，掌握了市场迫切需要高级管理人才的信息并结合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于1996年在我院开办了首届通才班，实施通才教育。我院通才教育是在四年一贯制的通识教育的基础上，配合准军事化的学生管理，完成专业教育，使学生掌握系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启发意义的知识结构，并得以内化，造就良好的人文、科学和道德素养，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并终身受益。我校通才教育部开设经济法课程的目前有工商管理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财务管理专业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二、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开设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我校担任经济法专职教师将近三年，为各专业本专科承担了六学期经济法教学任务，在教学经验中总结经济法课程开设存在的如下问题。
（一）学生法学基础薄弱
我校学生法学基础较差，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我校属于二本C类学校，所招学生学习基础和其他本科院校相比略有差距，尤其是初、高中应掌握的政治等学科里涉及法学的知识学生掌握情况差强人意。第二，按照我国相关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非法学专业不再开设法律基础等公共基础课，而将法学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课合并，统一开设。这样一来学生在开设经济法课程之前接触法学的机会又大大减少，再加之我校的思想道德基础与法律修养课程往往由思政方向老师授，导致在学习的过程中法学基础知识学不透，甚至一带而过。这就导致在以后开设经济法课程时，学生该掌握的法学知识没有掌握，难以和经济法课程形成有效的衔接。
（二）课程安排不甚合理
经济法按照我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属于专业基础课一类。专业基础课，顾名思义，为专业课的开设奠定基础之课，但是我校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时间和课时以及考查课程的方式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商学院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甚至是第六学期才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此时已经到了学生系统学习专业课的时候，不再开设经济法为时已晚。大部分学院经济法课程为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而经济法涵盖内容又较多，课时量难以满足课程设置的需求。大部分学院经济法课程为考查课，作为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多法学课程本就不是十分重视，再加上为考查课，学习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不重视课程的心理。从这三方面而言，经济法课程的开设难以实现其教学目的。
（三）教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针对二本C类学校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经济法教材甚至为非法学专业教师编写，针对不同专业，经济法教材内容也没有大的区别。比如，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应偏重于公司法，市场营销专业应侧重合同法，金融专业应侧重于金融法、银行法等方向，而目前经济法教材还没有如此细的分类，而要求经济法教材也难以涵盖所有法学知识，这就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因为教材质量欠佳，经济法课程的开设和各专业的需求贴合度不高。
（四）实践教学较难开展
我校是一所新型的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本科院校，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实践教学。但是由于我校目前并没有法学院，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均为非法学的专业，由于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类的实践教学比较困难。目前针对经济法的实践教学只能停留在案例讨论的初级阶段，但由于合班授课人数往往在100人左右，案例讨论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三、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改革建议
（一）加强基础法学学习力度，为经济法开设奠定基础
目前，全国高校普遍只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一门涉及到法学的公共基础课，额外增加法学基础课课时量不是很现实，但是建议我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时候选择有法学专业，特别是有经济法教学经验的教师承担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法律基础的部分，为经济法将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统一经济法课程的安排，为专业课学习做好铺垫
目前，我校本科层次的专业经济法课时基本为周三课时，针对经济法内容较多的实际情况，周三课时（总课时48）难以满足经济法课程教学需求，建议学校本科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增至周四课时（总课时64），且将考查形式统一为考试形式。并且建议全校统一经济法课程的开设时间，专科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本科层次经济法课程安排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这段时期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对于专业基础课而言也能较好实现其开设目的，为专业课的开设做好铺垫，并且有利于协调教师课时量的问题，不会出现一学期课多一学期没课带的情况。
（三）严格把好专业教材质量关，为课程的学习保驾护航
目前，针对二本C类院校的专业教材质量差强人意，教学在选择教材方面比较头疼。经济法教材的选择问题更加突出，法学专业经济法教材体系严谨内容充实，但选择法学专业类经济法教材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难度偏大，而一些非法学类专业的经济法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体系不严谨，有的内容混乱，有的法条滞后，并且不同专业重点不突出，这就需要在选取教材的时候严把质量关，或者鼓励本校教师针对各专业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
（四）适度开展相关实践教学，为知识的巩固助力
经济法论文 篇2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
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
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参见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经济法论文 篇3
经济法论文范文一：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探讨
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动手能力强、实用型的学生，而随着高职高专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单一理论讲解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教学的要求，特别是经济法课程作为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等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经济法课程中合理运用案例教学，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将从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作用入手，分析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现状，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对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作用
案例教学法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据统计，超过八成学生认为案例教学非常有必要，可以说案例教学在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寓教于乐
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基础相对较差，且很多学校都是入学第二学期开设经济法课程，其他的财经类专业课程尚未学习，要理解抽象的法律术语和专业性极强的法律条文，确实存在一定难度。而案例教学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让学生迅速理解并掌握，使繁琐无味的经济法更加易懂。同时，案例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让他们愿意去学习。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为例，讲授纯理论章节时，学生大多低头玩手机、睡觉或者干脆翘课，学生兴趣不高，参与度不强；而一谈到案例分析时，学生举手发言活跃，兴致高涨，互动性很强。
(二)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活学活用
以往的经济法教学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在讲理论知识，与学生的交流较少。而案例教学则将填鸭式的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参与，改变他们被动学习的状况。与此同时，案例教学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分析推理、表达和社交等各方面能力，使其全面发展成为应用型学生。
二、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现状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教学方法，上世纪80年代，它从英美法系国家介绍到中国。现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法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老师使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更强。但是，对于案例教学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中的应用效果，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案例教学形式缺乏新意，很多老师的案例教学仍局限于口头讲授；选取的案例质量较低，据统计，68.8%的学生认为老师在经济法课程中选取的案例一般，实践性和时效性都不够强；教师参与度、学生主动参与度不足，使得课程气氛不是过于沉闷，就是泛泛而谈。
三、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完善
完善和改进案例教学是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要求，不能在以往填鸭式灌输教学的基础上加几个案例就是案例教学，也不能过于简单化理解案例教学，而是应当在教学理念上有所转变，以学生为主体，着重培养学生自主参与学习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一)案例教学要与讲授教学相结合进行
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的，因而，案例教学还要与讲授教学相结合进行才可以。否则，学生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就进行案例教学的话，难以对案例中的知识点作出准确判断，对于案例的理解也仅局限于表面，也不能很好的运用相关法律法规或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
(二)案例选取要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实践性
在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引用案例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分析案例能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因而，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针对性，否则不仅没有起到应有效果，反而让学生更加疑惑。同时，民办高职高专开设经济法课程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如，合同法一章学习时，可以选取跟高职高专学生自身相关的案例，毕业后如何签订、解除合同，发生纠纷如何维权等。选取这些时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案例能让学生更好的投入学习，增强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风险防范和运用已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活学活用。
(三)案例教学形式可多样化
从案例总向实践，是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必然结果。因而，我们要采取多种形式将案例呈现到我们的现实实践中。除课堂讲授案例、案例讨论等形式外，还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建立模拟法庭的形式，组织学生扮演不用身份的当事人模拟案件，让学生在真实的体验中学会分析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与当地法院联系建立校外实践基地也不失为一种案例教学的好方法，通过组织学生旁听庭审，让学生在现实的案件中了解如何分析案件，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实践分析能力。
经济法论文范文二：经济法治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的理性图式
全会认为，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三十多年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经过争论、反复、坎坷，我党终于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本质面相与发展规律，对市场经济有了成熟的、清晰的、准确的科学定位。我们知道，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计划工作的主观性因受制于道德、人情关系、理性能力都难以事无巨细地精准、科学。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一只驴，又累又饿，来到了两堆干草面前，欣喜若狂，它跳起了舞蹈；但是，有一个难题等着它，即它如何最大化地消费这些干草？理论先于行动，但它又如何能计算出最大化的消费方式？它在冥思苦想中逐渐失去了知觉因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计划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学导师亚当斯密还是比较正确的：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能够创造秩序、一定程度的平衡、发现公共利益。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发展的动力与纠偏的功能。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让市场归位，使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于是说市场调节为主、市场调节是基础。当然，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认识不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唯利是图、垄断障碍、调节滞后、冷酷无情。所以，我们就要用政府调节去矫正、补充市场的功能，使之更好地平衡并朝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前进。我们既不提计划调节为辅，也不提计划调节为主，我们提倡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好既是对权力的限制，也是对权力的要求。
政府太强大即是以计划为主，市场经济可能要被政府压垮；政府调节能力太弱，矫正市场的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够理性，人民要被拖垮。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探索：政府的权力范围与作用方式；政府调节行为的合规化。因此，我们把政府改革目标定义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于是，我国政府改革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政府可被授予哪些经济调控权力，这就是政府的权力清单课题。如果说，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那么，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不可为。政府的正面权力清单，要在试错中确定其调节权力的所在区域，也要在探索中确定调节方式的组合拳。而所谓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在笔者看来主要是要规范我国现有的8000部左右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多如牛毛的行政规章以下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防止其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私搭乱建，扰乱市场经济，破坏法治建设。二是政府经济调节权力的控制问题。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经济权力，我党提出：第一，确定科学决策的考量指标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第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第三，建立法定机制，即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第四，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第五，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第六，加强民主建设。马克思讲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同行。发扬民主，就是坚持人民群众在法治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全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二、经济法治的法律配置
依照一般法理，经济法治是民商法、经济法，辅之以劳动法、环境法、刑法等法律。在此，主要想谈一下民商法与经济法如何搭配以较好地达到控制市场经济的目的。民商法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市场主体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就像四中全会《决定》强调的：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无论如何，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经济规律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计划调节，就有可能成为无所不包、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自负自大、超级癫狂。因此，我国首先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讲，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里的平等以尊重商品所有者的产权为前提，以契约精神为道德精髓，以形式平等为价值目标。产权保护，意味着公有制产权、私有者产权一律平等，一律受到法律的神圣保护；而马克思所说的天生的平等的含义，则意味着市场主体讲究诚实信用，一诺千金；要求亲兄弟明算账，一切放在纸面上、阳光下；其行为更是服从公认规则，非抢非夺，文明交往。这些权利、精神与理念，实际上都可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中的自由加以概括。换言之，民商法的任务的就是要保护自由竞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同：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自由(马克思语)，而社会主义的自由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我做主、自我发展、共同富裕的自由，自由中包含更为丰富的公平的含义。社会主义的自由也不同于自由散漫或自说自话。
经济法制论文 篇4
关键词：经济法的价值；社会公平；效率；秩序
作为中国法学界亘古不变的一个讨论问题，经济法的价值一直是法律人追寻的对象。对于这个命题，社会法学家庞德曾经提到过，“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使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却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对此，博登海默回应说，“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基本价值”“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这些学者对经济法价值的强烈追寻，更多地是在探寻“在法律中如何设定主体价值”。笔者认为，找寻经济法的价值，主要是让其运用到日常的经济法律中去。由于在整个经济法的组成脉络中，其自身可以确定的“调控范围”会与调整对象交相呼应，所以，确定其价值，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才是有效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长久之计。使体系目标明确，才能做出深刻研究，才可以让各个部门法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起发展，不会发生较大的变故。
一、经济法价值观点总结
在百家争鸣的中国法学界，“经济法价值是什么”的问题是很多学者竞相追逐的对象。直到现在，还未得出一个较为完整、成体系的答案。对于纷繁复杂的观点与论述，总结出其中心思想，并找出有价值的论断十分重要，现笔者就一一道来。1.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公平、经济民主。“竞争公平”“分配公平”与“正当的差别待遇”是社会公平的主要内容。可是，纵观其大的框架，第一与第二个原则还是相对具有首要性与优先性，最后一个原则只能作为之前二者的填补性原则。在经济上的民主，就是要在更多的情况下尊重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而在法律的角度之上，则是要注重最终判定的大多数人参与。这都是从整体与部分的角度上去衡量的。2.经济法的价值是秩序、效率与公平。“秩序”“效率”“公平”一直以来都是制约和影响整个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大前提下，正确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先导问题。与之相对应，“秩序”“效率”“公平”也可能成为构成经济法价值的一分子，秩序反映出的是稳定的前提，而效率与公平是最为核心的东西。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并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国际社会利益也是需要兼顾的。所以，经济法的价值本位应在社会总体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中体现。
二、经济法价值观点述评
虽然中国学界对经济法价值的论点层出不穷，呈现出较为分散的态势，但是不得不说，还是有很多观点总结出了较为正确的理论，可以为今后经济方面的法律带来有利影响。笔者总结以上观点，最终得出以下论断。1.经济法是部门法，其价值要可以反映部门法的总体价值。经济法作为重要的法律组成部分，其价值应该反映较为总体的特征。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在真正进行探讨问题时，绝对不可以把单个部门法的价值本位当成是经济法的总体特征。2.对于经济法的价值判断要考虑与其紧密相关的其他价值。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由于市场自身存在的滞后性，使得商品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力量，“以经济法的方式”进行干涉，进而能够起到填补市场缺陷的目的。市场的滞后性被很好解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这就是经济法中的效率价值。而效率价值就是与经济法本身密切相关的原则，在总结经济法的价值本位时，应更好地运用到这一原则。
三、经济法价值之我见
通过对前人的观点以及经验的总结，真正要确定经济法的价值本位，要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来加以论断。当然，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法的价值本位应该由社会公平、效率与秩序组成。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含义极为广阔的词汇，但想要探究其内在的本质，却又显得纷繁复杂。在学界的研究之中大致将公平分成四种概念限定：第一种便是在法律面前所有人都将是平等的。第二种便是在所遇到的机遇之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大家都处在同一起点之上。第三种便是分配上的相对公平，指的是社会上的每个人根据自身贡献的能力多少来获得回报。第四种便是结果相对公平，就是社会上的人们的收入结果算法是相对一致的。正是经济法带给公平以更多的生机，才使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中更好地发展。笔者认为，如果将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本位，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剖析与认识。其一，在经济法上的公平是指“机会均等”与“规则公正”。从辩证的角度去研究，效益和公平本就不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必经阶段。只有保证相对的公平性，才能使社会各经济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没有纷争，没有矛盾。这样一来，生产效率提高将会是必然的结果。公平与合理的制度体系，会使生产主体形成“有效的预期”，这样会大大降低成本，提升社会的总体产值。其二，分配公正是社会公正价值原则的核心。这条原理是根据收入分配的尺度来衡量的。意思便是，社会中的个体只要付出多少劳动就能得到多少报酬，这也是保证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打比方来说，如果一个企业付出非常多的资金与人力进行生产，所得到成果却非常微小，而其他的企业用较少的人力资源就可以得到相当多的收入，这样就一定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极大激化，付出没有回报，就没有人愿意去劳动了。所以，经济市场的自由竞争不能“放任不管”，要在一定的程度内对其加以约束；否则就会导致社会公平严重失调，垄断产业产生，社会陷入一片动荡之中，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都将会停滞不前。效率，也是个涵盖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包括“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和“利润率”等金融经济方面的“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它们之间就像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样，这些分散的个体或团体的经济效率，构成了“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很多时候，为了促成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只能对一些个体或团体的经济效率加以约束。秩序，“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人类发展的需求”。可以说，良好的秩序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前提要件。经济法则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与整体经济秩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保障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市场向前发展。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影响，这会影响到较大的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还会牵连到企业、个人等经营团体。所以，它由横向的社会关系与纵向的社会关系组成，是较为立体的模式。从另一个方面上来说，法的秩序与经济的秩序并不相同，它们所偏向的角度各有侧重。经济的秩序给人们充分的自由，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就可以在最大限度内行使自身的权利。而法的秩序恰恰相反，它更强调整体，并且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超越统治者的国家利益”，是从宏观角度上维护社会的和平稳定。当然，这些都只是笔者的拙见，经济法的价值本位是“公平”“效率”与“秩序”，可这也不否定其他价值位阶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些经济法价值的组成部分之间也并不矛盾。多元的价值并存和相互制衡是经济法现代化成熟的标志，也是引导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永远动力。在经济变革飞速发展的今天，或许务实的工作才是获得今后辉煌成就的必要办法，理论研究的相对弱化，是整个学术界的普遍特征。但是笔者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离不开经济理论的研究，或许实际情况千变万化，但总的思想正确才能少走弯路，一味地蛮干只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和重大的损失。所以，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发展建设之中，经济法的价值本位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为广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指引前进发展的方向。只有在坚持经济法价值本位的基础之上，我国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将改革开放经济成果惠及中华大地的每一片热土之上，人民才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国家才能真正地屹立在世界之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体现。
四、结语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如今，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如何走正确的道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在现在飞速发展的经济领域，很多市场主体正在经历着时代的变革，向更适应社会发展的模式去转变。这时，经济法的价值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其掌控着整个经济立法的方向。所以，以经济法本身的特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政府宏观调控，可以看出它的公平、效率和秩序的价值本位。笔者相信，在加深对这些理论知识的研究之后，我国的经济趋势会朝向一个更正确、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总体经济水平在稳定的基础之上会更加成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鲁篱，苏明。经济法价值新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22（3）：161-164+208.
[4]张守文。略论经济法的宗旨[J].中外法学，1994，6（1）：31-34.
[5]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法学研究，1999（3）：90-100.
经济法制论文 篇5
(二)经济法课程的衔接存在断层性
由于中高职之间缺乏沟通，中职院校以自我的就业目标制定其培养计划，高职制定培养计划的出发点仍以高中生为基础。这使得高职教学的结果是杂乱无章。中职晋升的学生不仅缺乏文化基础知识，对于某些内容难以掌握，另外对于经济法的了解又存在一定的重复性，这使得这部分学生在高职存在一个真空期，无法达到培养的目标。
(三)高职经济法课程的技能培养存在不足
如今高职院校的生源逐渐延伸到中职毕业生，而且，有很多高职院校的前身就是中职，由中职升级成高职，因此在高职中的教学模式改革以及培养计划的制定都是缺乏一个新字，有的甚至依旧延续中职的老一套，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实力都跟不上高职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师资力量、技能培训方面以及基础建设方面等都存在一定的落后性。有的甚至还远远没有中职的技能实力，教学经验也没有中职丰富，使得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后出现技能学习的倒退，造成不良后果。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中职院校的经验、案例以及相关经济法的师资力量远比刚升级后的高职院校更具有实力和竞争力。高职院校缺乏一定的双师型教师，在经济法的教学中脱离实际，使得课堂教学效果与实际严重脱节。总之，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必学、必会、必懂的课程，学生以及院校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通过不断的改善教学模式以及培养计划，提高学生学习经济法的效率和实践性。
二、经济法课程要适应中高职衔接
(一)以职业为导向制定中高职衔接的教学目标
在中职院校中确立以职业为导向的教学目标后，教学内容适应当前中职院校的发展，待晋升入高职院校以后，都是以职业为主的教学目标，从而在相同的教学目标下，院校实现中职与高职的零距离对接，有利于学生课程的衔接性。在职业导向教学目标中，首先加强了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其次是增强了学生职业资格考试的能力。在中职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入高职以后，在原来技能的基础上，更容易掌握高深的技能和知识。同时经过中职的培训，对于资格的考试更是一种递进，在中职，参加初级的考试，高职以后直接中级或者高级考试，将中职和高职的技能和考试形成有效的衔接。在经济法课程学习中，更是如此，同一个目标，不同的要求，使得经济法的学习形成良好的对接和递进，达到教学的目标。
(二)以教学目标为指导构建中高职衔接的教学内容
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都面临一个资格考试问题，因此对于中高职院校在设置教学内容上，都要符合当前的要求，首先根据考试内容制定教学内容，其次是基于岗位要求规范教学内容，再次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在此基本要求下，中职中经济法的学习主要面向的是初级资格考试，以及中职生毕业以后的岗位要求，然而中职生和高职生对于职业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高职的教学内容是中职内容的递进和深入。在中职经济法内容的基础上，延伸到更高，更切合高职毕业生的职业要求，因此在教学内容方面，中高职要形成良好的衔接。在实际情况下，结合社会的发展以及中高职自身现状，发展适应当前的会计课程内容，中职和高职同向发展，最终实现对接。
(三)以技能为重点优化中高职衔接的教学手段
中职和高职都是注重技能的培养，中职注重的是初级技能，高职注重中级技能的培养。在各自的技能培养重点下，要注重教学手段的改革，尤其是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在教学模式改革下，采用案例教学、模拟场景教学以及角色的扮演，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另外在教学方法上，经济法课程的教学需要专门的会计专业教师，避免非专业教师带来衔接上的问题。相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中职学生很快适应到高职教学，经济法的课程教学也适应了中高职的衔接，对于会计专业系统性的学习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四)以能力为评价设置中高职衔接的考核方法
经济法的评价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试卷的方式，而是一个综合的评价方式，考核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对中职和高职会计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考核中，应注重经济法的实际作用，同时还要重视考核方式方法和的同步性，中职和高职不能出现太大的偏差，以免影响两者的衔接问题。经济法课程的评价考核方式注重实践能力，中职考核和高职考核需要一定的衔接性和共同性。避免中职步入到高职以后存在评价考核的盲目性，减少适应的时间和空间。让经济法课程体系适应到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系统性培养过程中，实现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三、结语
经济法制论文 篇6
经济法设计的法律法规众多，教师没有办法在有限的课时内逐一向学生介绍。因此，教师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筛选显得尤为重要，让教学内容有选择、有重点。例如，对于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关于各类市场主体和宏观调控反面的法律应该是重点介绍的内容。而对于市场营销的学生来说，教师应该重点向学生教授合同法等与市场运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这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进行教学研究和探索，对每个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知识结构和接受习惯等方面进行不断观察和研究，从而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调整教学方法
中职学生不同于普高学生，大部分中职学生都没有在初中阶段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思维能力较弱。对于经济法这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法律、法规，理解和掌握起来往往具有一定的困难。但如今，大部分中职经济法教师依旧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单方面的说教和讲解，本身这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课程就难以让学生激起学习兴趣。加之中职学生的知识接受能力普遍较弱，教师如果不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教学活动很难达到较高的教学效果。教师只有通过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教学方式，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知识点的接受难度，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最终的教学效果。
（一）加强课堂互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如果在课堂上一味单方面讲解知识，教师很难让学习基础较弱，并且没有养成良好习惯的中职学生在整堂课上保持一定的专注度和学习兴趣。并且教师单方面的教学容易造成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采用互动式、讨论式、启发式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在教师所传授的知识点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在教师的教学引导和独立思考下，建立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加深对知识把握程度。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的效果也十分显著。教师在课堂教授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剖析和讨论与之相关的经典案例，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实际运用能力。例如，中职学校的会计和营销等相关专业的学生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没有一套系统成型的法学知识结构。对于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法规在理解和掌握上往往有一定的困难。如果单单听老师一味的说教，灌输相关知识点，部分学生很快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并且在接受上会产生很大的困难。但是在课堂上适当的结合案例教学法，能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生动和丰富。案例教学法是在课堂教学的过程当中，将与知识点相关的案例讨论融入进去。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对相关典型案例的剖析，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学生联系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为了适应教学需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结合当前的教学目标，从实际生活中或者从相关报道中选取一个或多个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案例，在教师对相关知识点讲授完毕之后，结合当堂的教授内容，主动引导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并且最后由教师来进行点评。案例教学法解决了以往课堂上的单向教学模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锻炼了学生对知识点的实际运用能力。
（三）提高课堂仿真性
为了加强课堂的仿真性，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模拟律师事务所咨询的情景，教师模仿咨询者，对有关经济法方面的争议和纠纷向律师进行咨询，学生模拟律师的身份，运用所学知识，对咨询者的相关咨询予以分析和解答。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巩固和加深了课堂上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实际业务处理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
三、优化和调整教学手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师也应该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手段，与时俱进，才能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吸引力，更好的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随着现代电子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运用到我们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在教学领域自然也不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例如，教师可以用课件向学生展示本堂课的知识脉络和知识要点，以此来取代传统的黑板教学中的手写知识点的模式。教师在上课之前就应该认真研究下堂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样在保证教师授课质量的同时，又大幅节约了上课时间，可以把更多的课堂时间留给其他的部分。再者，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的独特优势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从而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直观生动，将抽象的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具象化，使之变得形象有趣，易于学生理解。此外，当今世界快速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教学内容没有得到更新，可能在下一秒钟就被社会所淘汰。而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即使获取和更新最新的教学信息，保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先进性。同时也可以丰富课堂的信息量和知识量，拓展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四、优化考评机制
目前，经济法课程在一部分中职学校中属于考查课程，一些教师因为这个原因就没有对经济法课程的考评投入足够的重视。对期末学生的考评马马虎虎，写篇论文或者凭借课堂小测就可以结课。许多学生因为课程要求宽松，上课的时候不听课，玩手机看课外书甚至逃课，在期末的时候抄一篇论文应付了事，根本没有达到课程的相关要求，自然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其实，科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辅以合理的考评机制才能切实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个人能力。闭卷考试虽然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诟病，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闭卷考试能够切实监督学生对基本知识点的记忆。只有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真正谈得上对知识点的运用。但是，将闭卷考试成绩作为仅有的期末考评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闭卷考试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整个应试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就是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的缺失。所以在闭卷考试以外，学校还应该实施多样化的考评机制，将闭卷考试、论文、案例分析报告等考评方式结合起来。在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学生的综合发展。
五、结语
经济法论文 篇7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评析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
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行政法行政经济法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分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之处，对于明确经济法的地位，促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有效实施，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A]·行政法论丛，1998,(1)
[2]罗豪才·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宋华林，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J],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经济法论文范文 篇8
第一，在历史和时间纬度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
第二，在内在精神追求上，现代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同时，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对全面认识经济法的特征和功能，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条件历史起点内在精神追求现代性
一、引言与解题
社会是法律发展的基础，法律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受一定的社会需要所制约，立法者必须以社会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以事物的必然性为依据。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他还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3。因此，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是法律创制活动的深厚渊源，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也直接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联。研究经济法的现代性，必须首先理解经济法起源的社会历史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成长机理。亦就是说，经济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有何特点？这些社会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影响并作用于法律生活从而形成了经济法（部门）？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入手，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法现代性的历史奥秘。
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在系统研究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方面，著述较少，较早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著作仅有两本：一是张守文，于雷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93年版），二是周奎正等人合著的《中国当代经济法论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93年版）。此后，纷繁众多的各类经济法教材对此问题偶有触及，但多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提，甚而还有一些让人费解的论述（本文第五部分将对此展开反思）。令人欣喜的是，在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研究》第1卷中，刊登了两篇有关此问题论述的力作：漆多俊教授的《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周林彬教授的《经济法的经济根源——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边界》。但遗憾的是，漆文对政府干预失灵的原因以及由此对经济法的影响未加以分析，而周文虽有所论及，但由于文章论述的中心议题并不在于此，也未加予深入分析，但窃以为，正是在这里，现代经济法才得以真正产生！
毋庸置疑，政府干预经济必然带来经济政策立法，但是否可以认为经济法就由此产生了呢？不能！因为政府干预失灵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大量经济政策立法的失灵和废除即经济法律的失败。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立法，必须考虑其计划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和合理性。在这一点上，那些大量的为应付经济危机的一时经济立法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而且还应看到，这些立法仅仅是带有干预经济的性质，其职能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的职能。所以，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立法与其说是经济法，倒不如说是披着经济法的合法外衣，实质上是政府一时的经济性的行政指令，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
那么，经济法的现代性或者说经济法到底有什么样的显著特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何谓“现代性”。“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讨论中心之一，其核心是合理化问题。大致说来有两种分析，一是把现代性作为断代史意义上的史学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是和“古代的”“近代的”相并列，和“传统的”相对立的一种对欧洲近现代史的概括性的称谓；二是把现代性作为精神理想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探求的是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和理想。本文认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也从上述两方面来论述，一是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上分析，二是从经济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分析。本文认为经济法的现代性表现在：
1.在历史和时间起点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干预，制订了大量的经济政策，但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立法先天就不具备现代经济法的规范政府干预的职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干预的滥用，最终政府干预走向失败，从美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宣告“政府失灵”。也正是在这时候，现代经济法作为解决“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应运而生了。
2.在内在精神追求上，一方面，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说，只有认识到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才能防止出现“政府失灵”，使政府干预经济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协调，长久，有效地进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产生的经济法无疑应肩负起上述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
据笔者翻阅的资料，国内经济法学界首先提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这个词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守文教授，他在《论经济法的现代性》4一文中提出了此概念。笔者深感此概念的理论意义和精辟所在。（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三点理论意义：1，有利于划清经济法和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2，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论证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有力地论证了“经济行政法”和“战时经济法”，“古代经济法”等不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本文将从作为一个真正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分析中来引出经济法的现代性，并试图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国内若干教材上的理论进行反思。
二、市场经济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起全国统一市场后产生的。根据美国学者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的解释，市场经济是“一种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商品，采用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5易言之，市场经济是在市场交换中通过竞争、供求、价格等机制来调节流通进而调节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经济。
市场经济的外在形式，可因国情、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本质属性则一。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财产私有或产业独立与产权自由转移，此乃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在这里财产所有者或其人是企业的最高主宰，自主经营、自我负责、独立决策，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与调节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因此，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以市场取向为基础的竞争机制。
第三，经济行为契约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制衡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产权关系、经营关系和交换关系，只有通过签订得到法律保护的契约，这些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
从亚当·斯密到阿·马歇尔近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即价格机制传递信息，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它能提供一种刺激，促进经济增长，它能使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有效率的。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除周期性波动外，基本上还较稳定快速地发展。
师承马歇尔，于1908年继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庇古，初步揭露了市场的缺陷。及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特大危机爆发，宣告了“市场万能论”的破产。这时，西方学者也不讳言市场经济的弱点和局限性，“市场失灵”一词被广泛使用，概括他们的论点有以下几方面：
（1）市场经济活动会产生外在效应或外部性，这是市场缺陷的理论支点。美国学者鲍英尔对此问题进行综合，认为市场经济典型的失灵是它造成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公害泛滥，城市膨胀及生态失衡等。
（2）市场有其不完全性，对某些部门无能为力。如不能提供国防安全体系、科学教育、公共交通、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即无公共产品市场。信息市场也是残缺的，只能提供短期的、局部的信息。市场经济难以保证满足众多的社会目标。
（3）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和滞后性的弱点。由于市场多元化主体追求短期利益，导致对同一产品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市场既不能很好安排资源的区域（空间）配置，更无法安排资源在现今和未来（时间）的合理配置。
（4）市场不能避免投机行为的产生。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孕含着投机性。特别是以钻空子、欺诈性的买空卖空为特征的投机行为，对经济和社会有害无利。即使是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通过承担价格变动风险而获利的期货市场的投机行为，也会产生加剧市场波动、导致经济不稳定的负效应。
（5）市场经济按各个人提供的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使收入过于悬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正象凯恩斯所说的：“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6（6）市场经济无力阻止垄断。由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必然导致垄断。权力集团和垄断势力入侵市场，会形成集团的无政府状态，加重经济失衡不稳定，爆发危机，使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还可能引起国际间的战争，最终过渡到中央管理。
（7）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问题。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既包括总量上的平衡、结构上的平衡，也包括产业发展、地区发展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平衡，因而国民经济平衡的结构是复杂的，市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用较长时间、通过曲折的道路以及许多资源浪费来促进某些商品供求平衡的实现，而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解决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
（8）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市场价格往往只能反映较短时期的供求情况，当人们根据市场价格作出经济活动的决策后，又会出现集中的累积的效应，先是引起经济过热，然后又会出现经济萎缩和萧条。这种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自身运动的一般规律引起的，因而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经济波动。
还有一些其他观点，这里不再赘述。因此，当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失灵时，就必须由社会的代表者国家采取措施来纠正市场的偏差，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实施自己的职能，也必然要对市场的种种失灵进行干预，既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纠正市场因此而出现的失灵，又为市场的正常有序运动提供所需要的外部条件。现代经济学表明，对市场失灵的充分研究，早已成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管理的立论基础。
三、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
30年代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可以使一切尽善尽美的“市场神话”，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以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各国都加强了干预，市场经济也从古典市场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其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干预。
当各国推行政府干预时，却总在有意无意地滥用，使得干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70年代西方各国普通出现了“滞胀”，接着又爆发了经济危机，政府干预的各种缺陷也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政府干预失灵论”观点大行其道，许多经济学家深入探讨了政府干预的缺陷，他们观点概括有：
（1）政府干预是人为的，往往服务于经济以外的政治目的。政治家、政府官员等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利益。
（2）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代价是围绕政府活动可能产生的寻租活动。寻租活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耗费社会资源，并且寻租活动具有恶性蔓延的趋势。寻租活动会使政府决策和运作受利益团体或个人的摆布偏离社会公共利益。
（3）在政府力量作用下，经济运行易于出现超高速经济增长。
（4）有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无能为力。如外部性问题政府亦难于解决。
（5）机构庞大，官员臃肿，费用高昂。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重重困难如：连年赤字、通货膨张、失业、不平等和不公正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涨等，都与政府干预有关。
（6）计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执行不当。因受人们知识技能、思想观点的局限，即使大公无私的官员所制定的计划、措施。也不一定符合客观要求，从而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充分利用。
（7）政府调节手段功能有限。宏观微观经济政策目标，难以协调和兼顾。如公平与效率二者存在替换关系，实现公平会降低效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水平较高，成本上升、会引起物价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美国和欧洲各国，其政府失灵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体现了社会中的既得利益所致，那么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的国家如我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其政府干预失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市场的内在缺陷、部分地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两者的关系。当然，其背后深厚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始终影响着政府效能的最大发挥，在许多没有对传统体制实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倾向于对经济实行过多的干预，从而导致政府机构过于膨胀，低效能，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失灵不同特点和成因对我国经济法立法有重要意义：
（1）一国的经济法发展和该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勾连，我国经济法部门的相对完善和稳定需要我们尽快培育好市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2）我国经济法立法需要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切不可照搬照抄，忽视我国国情。
从西方经济学者的“政府干预失灵论”到各国具体实践，都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它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鉴于市场经济的先天固有的缺陷，我们不能由于政府干预会带来成本而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对政府干预抱有幻想，夸大其作用。而是应该在充分认识政府作用的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必要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必须是理性和有限的。为此，必须深入研究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科学地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而这正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四、政府干预的法治化与现代经济法的产生
市场经济决不等同于无政府的经济，事实上，政府和市场是一种优缺互补的对应力量。因此，面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失灵，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采取何种方式来弥补政府干预失灵，使政府干预效用最大化。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政府要成功地实现干预经济的职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政府的干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依法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概而言之，必须强调政府干预的法治化。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遵循法治精神管理市场，行政权力必须放置于法律权威之下，任何形式的政府调控政策和规制措施都必须具备充分的法治基础，与市场秩序相关的政策措施的贯彻和实施必须被纳入法治轨道，政府调控和规制市场的权力应当受到合理制约，相关管理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监督。这也表明，政府在管理市场方面，无论是使用行政手段，还是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都应当具备法律前提。并接受法律监督，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活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7.因此，必须寻求创制一种在内在精神追求上既要规制市场失灵，又要匡正政府失灵；即要强调政府干预，又要干预政府；既要维护社会公益，又要保护个体私益的法律。
但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私法民商法过于侧重私益的保护，奉行“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神圣理念。在此理念下，法律对于经济个体的逐利性所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对于经济个体选择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垄断所造成的限制自由竞争等等难以有所作为。事实证明，传统私法无法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和由此带来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无法治愈“市场失灵”，不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之相对伴随行政国产生的传统公法行政法以“授权”和“控权”为理念，以调整国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内容，而相对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更多体现为一国政治上层建筑。因此，传统公法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经济这一经常性的必需的国家职能的需要。
既然传统私法和公法都无法有效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提出的新的挑战，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又是有效解决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因此应运而生，它不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也强调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规范，即“干预政府”。“经济法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过度运用权力倾向、存在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政府权力不当使用而损害市场主体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8经济法肩负双重职能，它既要调整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又要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这是在政府失灵之前任何所谓的经济法都不具备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既侧重保护社会公益，又兼顾个体私益的保护，实现二者的最佳平衡。现代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二大部分的调整有效地实现了法益保护的双重目标。可以看出，在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我们称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而且这种特性是经济法与生俱来的。
五、经济法的现代性与若干反思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经济法的产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看，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政府的要求，有着双重职能；它能兼顾社会公益和个人私益，有着双重的法益保护功能，因此也具有现代性。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原理，可以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界的一些理论进行反思。
反思之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常会出现差异。比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又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基础上脱胎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其根本特征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由此而引起了现代化实际过程的畸变，并使这种过程与通过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哈贝马斯的理论告诉我们，要从现代性出发，对现代化的实际过程进行批评性的检视。应用经济法的现代性，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思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原则在社会经济整合机制中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原则却处于弱势地位。市场运行中的行政垄断、市场统一化进程中的地区封锁、各种组织创新过程中的权力资本化，都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不仅如此，经济领域中种种侵害市场制度的合法性、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破坏市场自身竞争性的政策措施，还常常被一些部门和地方以法律条文形式合法化，并使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在市场经济肌体中内生化、长期化。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法制化”做法，还被冠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美名，贻害不浅。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我们必须下力气剔除那些有违现代经济法特征和宗旨的“恶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能促进经济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
反思之二：是否有“古代经济法”？
我国经济法学界有学者主张经济法古已有之。法律出版社95年出版的由陶和谦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一书认为：“古代经济法，一般包括奴隶制国家经济法和封建制国家经济法，所体现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是这些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重要工具。”（见该书第48页）。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古代就有经济法，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法是泛指一切具有经济内容的法律或法律规范之和，这样，国家与法产生一开始，经济法便随之出现。确实，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利用法这一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反映在立法上，就必然要在法律中对经济问题有所规定，但问题关键在于，具有经济内容的古代法律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法。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所谓的古代经济法，同现代经济法相比，貌合神离，不可同日而语，等同齐观。从形式上看，只是刑律的极小部分；从数量上看，虽然中外法律中的经济部分详略不一，但总体为数不多；而且古代法律中的经济部分，是靠刑罚手段来调整的，因此，它只能归入古代刑法。
其次，经济法的产生必须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前提，而古代并不具备经济法植根所需的市场经济土壤。本文在第二部分就列出了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的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财产私有与产权自由的移转、公平竞争和经济行为契约化。而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充其量只是存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无论从那方面，都不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因此，在古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经济法。
再次，所谓的古代经济法表面上具有国家管理经济的特质，但它并非是国家自觉地发挥调控和规制社会经济职能并使之法律化的产物，更遑谈现代经济法的职能。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干预经济更多是基于“重农抑商”的政策考虎，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种逆经济规律要求的政策，视作经济法。
反思之三：是否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
主张有“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的学者主要有人民大学的潘静成、刘文华和史际春等学者，在他们主编的《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年版第31页—32页）和《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98年版第76-77页）中认为，经济法的发展经历了由低到高不同层次。“战争经济法”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经济立法等，“危机应付经济法”如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立法等。但正如本文上面所分析的一样，从经济法的现代性来看，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首先，这些非常态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可能形成一个法律部门。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尤其是一时尚难以制定法典的法律，考虑其能否成为法律部门的标准，应视其同类规范在立法上是否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只有当它成为立法机关的经常性任务时才可。如果仅是一种临时性或随机性的立法活动，这种法律很难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事实上，战争时期和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确实如此。“这种所谓的”战争经济法“与现代经济法并非同质，它是应战时急需而制定的，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应急性、权宜性，缺乏经济理论上的根据，立法上也未考虑计划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它仅有某些国家干预的特征，也并非现代经济法的要旨和精髓。”9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仅是一时的应对之策，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
其次，这两种所谓的经济法的职能都不同于现代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更何况“战争经济法”常常是与客观经济规律格格不入，如二战时期，日本经济政策一度成为“法西斯经济法”。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经济法的宗旨只能是促进、振兴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类“战争经济法”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而“危机应付经济法”则是一国在经济社会出现危机的非常时期国家实行强力干预的手段，这种政策的出台具有很大的应急性，偶然性，一旦危机一过，难逃度除的厄运。而且，这种政策出台伊始就片面地强调政府干预的一面，很难考虑到对政府干预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这样就埋下了政府滥用干预权力的隐患。同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这种政策也过于强调保护国家利益，经济个体的私益的让位和牺牲也在所难免，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祸害。西方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即是明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应是肩负双重职能、保护双重法益的，能够促进一国经济长久、稳定发展的（至少在其宗旨上应是如此）法律，由于“战争经济法”和“危机应付经济法”在特殊时期无法顾及到经济法应有的职能，所以，从经济法的现代性出发，这些非常态时期的所谓的经济法不宜界定在现代经济法范畴。
至此，本文已经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个时间和历史起点上以及从经济法内在精神追求上论述了经济法的现代性。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著特征，对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当然现代性作为认识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入口，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的挖掘，使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更加进步。超级秘书网：
引文出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21—1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91—292页；
4.论文参见《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年五四学术论文集》，北大法学院资料室编；
5.[美]]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81年版，第275-276页；
6.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83年版，第317页；
经济法学论文 篇9
1.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直接作用于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和多样性。经济法学内容较为宽泛，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化整理，它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法概念、调整对象等领域，其还研究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存在的联系，既要研究国内经济法，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经济法内容；既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还要深入研究当前经济法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哲学角度，把握正确发展方向，运用历史方法统筹全局，运用比较法“取其精华，取其糟粕”，运用分析法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不管使用何种方式，都能够从不同角度展现经济法的理论内涵，从而获得我们自身所需信息。
2.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主观性的突显。方法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事物本身和其具有相关联的事物，并非方法本身，而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则则需要依据实践活动来体现，科学方法的产生需要主观逻辑思维和正确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相关学者在进行系统化整体而得到的，其较多体现的是主观性东西。
我们都非常清楚，人受到不同环境影响，其人生阅历、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区别，掌握科学的方法，不仅仅只有积累一条途径，还应该表现在自身有规律的进行改造活动。假设仅仅依靠自身简单认识，是能够获得一些方法，但是要发现一些学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者找出理论，简单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方法的获得需要长期在实践中锻炼，在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其它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只有构建出属于自身的方法体系，拓展自身思维，才能够根本性提升研究方法水平。
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的存在，同时也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为创造出经济法观念产品的手段或者工具奠定前提条件，全面认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需要充分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人们思维运行方向受方法影响。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不同学科所展现出来研究方法不同。例如：经济学侧重于量化分析，相反法学则侧重于定性分析。使用方法不同是思维运行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经济法学具备的复杂性、多层次性也就导致其研究方法相对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为严格。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重点研究某个方面，从而得出相对应的结论，从而以清晰的思维形式贯穿整个过程。
2.方法的实质研究体现在信息加工、处理、转换过程当中。主体思维结构、思维定势、个人价值取向等都是影响思维动作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导致主体信息取舍不一的重要原因所在，自然结果也就不同。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以事物发展规律为前提条件，才能够保证思维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从而较为准确的反映经济法存在的客观现象。相反，则会导致错误的认识。
经济法制论文 篇10
(一)课程定位
在财经类、工商管理类高职院校的相关专业培养方案中，都把《经济法》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加以安排。据了解，《经济法》课程在财经类高职院校85%以上的专业都开设，包括会计、税务、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市场营销、证券投资与管理、金融管理与实务、酒店管理等专业。对于非法学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重要的是使学生树立市场经济法制观念，培养学生运用《经济法》理论以及法律法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
在各高校法学专业中，《经济法》是独立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法律部分，是法学教学的核心主干课程之一；而在高职高专院校，为了让学生掌握与其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为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考试(如会计从业资格、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以及经济师和审计师资格等)做准备，在课程设置及教材编排上，均采取了“大经济法”的概念———集“三法”内容于一体：既包括《经济法》的内容，如经济法基础知识、市场主体法、市场管理法等，也包括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破产法等传统《民法》和《商法》的内容。在法律规范的构成上，不仅涵盖上述实体法内容，而且涉及程序法———《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具有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体系零散等特点。而学生法学基础薄弱，教学课时有限，因此，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二、《经济法》课程教学经验总结
(一)合理设计课堂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听课效果
教学中，课前的备课环节固然重要，但对每节课的教学效果起关键作用的是如何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课堂听课效果。因此，合理设计课堂教学环节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在安排每个学习情境时，先导入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激发学生兴趣，进而提出问题，让学生充分利用已有知识、理论积淀及生活常识思考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在师生间形成互动。在此基础上，由老师讲授案例中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和学生一起对提出的问题一一加以解决。学生通过比较对案例的前后分析，能更准确、更高效地掌握知识点。采用这种设计安排好每次课，学生不仅能充分参与、不断思考，而且有学习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能够增强其对知识的渴望。
(二)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提升教学质量
1．案例教学法。
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来说，虽然在大学第一学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学习过少量法律知识，但缺乏系统的法学理论体系的学习，对于高度概括、具有原则性和抽象性的法律规范往往不易理解和掌握；而在各专业的《经济法》课时安排上，最多是周4学时(如会计专业)，而有些专业仅有周3(如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或周2(如保险实务专业)学时。在如此短暂的教学时间内，让学生掌握十多部法律的规定，并且将抽象的理论和多变的实际结合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生活中法律问题的能力和素养，采用案例教学法，效果显著。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说法、以例释理、理论与实践恰当结合的有效教学方法。一方面，教师以生动具体的事例去诠释抽象枯燥的法律概念，使深刻的问题通俗化，复杂的问题简明化，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从理论层面上升到应用层面；另一方面，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让学生从教室的小课堂走进社会的大课堂，以案例的形式置身于实践去学习、应用法律制度，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了能够具体感知的实际体验。通过案例教学法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回归现实的经济生活，深入浅出地认识法律问题。
2．列表比较法。
由于非法学专业的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知识基础薄弱，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尚未形成，因此，为了让学生一目了然，快速、条理地掌握法律的不同规定，在教学过程中可采用列表比较法，将一部法律或多部法律中分散的内容归纳整理，以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比如对下列内容的讲解，都可采取此法：物权与债权、股票与公司债券、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三类合同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抵押与质押、仲裁与民事诉讼制度、普通合伙企业与有限合伙企业，等等。
3．归纳总结法。
如前所述，在财经类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内容庞杂，涉及十多部法律，而且法律内容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断调整修订，加之课时有限，因此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也没必要。因为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会学生多少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与技巧，善于归纳与总结，进而提高学习效率。例如，《物权法》中，在物权变动、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几节中都以各类物权的设立时间为重点，有的物权必须登记才能设立，有的则不需登记即可设立。因此，在本章最后，和学生一起，对相关内容归纳总结，将分散的内容条理化，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公司法》教学中，则让学生课后汇总有关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规定，以及扩大公司自治权的规定。
4．练习辅助法。
即在每个学习任务的最后环节，安排学生课后及时完成练习册中的习题。这样不仅巩固了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及时检验学生的理解程度，同时可使教师了解学生应用法规法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达到这一效果，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直接给学生习题答案，而是要尽量抽出时间和学生一起核对答案，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对出错率高的习题，耐心解释正确答案，帮助学生分析做错的原因，同时也能使自己反省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安排。
(三)注重教学效果，关注所学内容对实践的指导
作为法学教师，传授法律知识、让学生知道法律规定内容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以致用”，发挥法律的启示、警戒作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工作和生活。因此，在教学环节学习情境的设计安排上，应特别注重法律的实用性的传授，让学生切实体会到知法、懂法的深远意义。比如，保证作为一种担保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两种类型。通过学习，要让学生清楚：日后工作、生活中，如果为他人的债务清偿担当保证人，最好在合同中约定承担一般保证，因为一般保证中，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对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承担的是补充责任，风险责任小于连带责任保证。通过《物权法》的学习，要知晓作为购房人，可以通过在购房合同中约定并办理“预告登记”，有效防范开发商“一房多卖”，确保取得房屋所有权。
三、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及改革思路
(一)存在的不足
1．教师缺乏实践活动，案例教学有待深入化。
在教学过程中，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采用案例教学等多种方法，但在理论的讲解、案例的选取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与教师缺乏法律事务实践活动关系重大。比如对案例的选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媒体法律节目(栏目)和网络等渠道获取，经常存在案例陈旧、案情太过复杂等问题，难以调动学生兴趣和引导学生参与讨论；二是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自编案例，以解释法律法规，这种案例针对性强，但案情单一，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差距，实践指导性欠佳。如果任课教师能亲身实践，接触、各类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并将之运用于课堂教学，必将有效改善教学效果。
2．学生主观能动性差，缺乏参与积极性。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各门课程都已习惯了以教师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虽然教师在传授理论知识、法条规定的过程中也引入了案例教学并结合课堂讨论、归纳总结、课后练习辅助等方法，但在案例的选取、案例的分析、归纳知识点等方面，教师仍然是主角，学生也因相关基础知识的欠缺而无法有效参与，因而在师生间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双向交流少。加之部分学生视《经济法》课程为边缘学科，对其与其他专业课程的相互联系认识不足，导致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参与的意识不强，难以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理论教学比重大，实践教学拓展不足。
虽然笔者所在学校各专业将《经济法》设置为“理实一体化”课程，安排了一定比例、一定学时的实践课，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的有限、教师“重理轻实”的观念以及组织实践活动条件的限制等诸多原因，实践课往往或停留于纸上，或虽有所涉及但难以发挥积极的效果。因此如何在课堂内增加实训环节、在课堂外开展让学生普遍受益的社会实践活动，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是《经济法》教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4．忽视专业差异性与“学情分析”，教学内容同一化。
如前所述，在财经类、管理类院校很多专业都开设《经济法》课程，而且各专业对该课程的开设时间安排不一致，分别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但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往往忽视了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忽略了不同年级学生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及课时安排上，特别是案例的选取上都是“一个模式、相同版本”。将相同内容适用于不同专业，导致学生无法把该课程的学习与本专业的学习联系起来，从而失去学习兴趣；而不同年级的学生对相同内容的理解接受能力亦不同，必然影响教学效果。
(二)改革思路
1．强化教师实践活动，提升教师实践水平。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各地要加大高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培训力度，推动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展教师培养培训工作。要在优秀企事业单位建立专业教师实践基地，完善专业教师到对口企事业单位定期实践制度”。作为高职院校法学教师，也应积极参与到法律工作的实践中去。虽然财经类院校不同于工科院校，可以让老师直接深入到企业接受培训，从事生产，但法学教师中50%以上都有律师执业资格，可以兼职从事律师工作，民事、刑事及经济案件，也可以受聘于企业担任法律顾问。这样不仅可以实践应用法律法规，充分理解法规的内容，而且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为学生提供生动、鲜活的案例，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可以拓展知识领域，提高应用能力。
2．不断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积极性。
第一，引入参与式教学模式，增加课堂讨论与辩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方面，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教学内容的制定中。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各班学生可分成学习小组，安排A组学生课前查找案例，并进行角色分配，变过去老师陈述案例为学生演示案例，之后在课堂上由B组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再由其他学生对分析加以评判，在此基础上，全班学生展开讨论，形成不同观点，最后由老师加以总结。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而且能逐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从而有效地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第二，采用模拟情境式教学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所谓模拟情境式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模拟创设具体情境，设定教学任务，让学生自主选择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在查询、理解相关法条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定，完成既定教学目标的一种“身临其境”的教学方法。例如对市场主体法———企业法部分的内容，就可以采用此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模拟创设企业实体的情境中完成教学。首先，由教师安排教学任务：作为投资者，你会创办何种企业组织形式———公司还是合伙企业？如何创办？在企业，投资者享有什么权利、承担什么义务？如何管理企业？怎样进行企业的决策及其执行与监督？其次，让学生分组模拟，创设公司、合伙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或公司股东、或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最后，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和法律法规，或者向老师请教，解决上述问题，完成教学任务，最终达到理解掌握法律规定并运用于实践的教学目标。运用模拟情境式教学法，可以大大缩减教师课堂讲授比重，从课堂外的准备、查阅资料到课堂内的训练、讨论等各个环节，都使学生的地位由“配角”上升到“主角”，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扩展学生的知识容量，提高学生运用法律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综合素养。
3．重视实践教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训活动。
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只有融理论教学于实践，才能增强学生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深学生对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理解，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教师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课堂内外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训活动。其一，增加课堂实训环节。如前所述，引入参与式教学模式，增加课堂讨论与辩论；采用模拟情境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其二，拓展课外实训，广泛开辟第二课堂。针对与专业关系密切、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经济热点问题，适时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逐步培养学生从法律视角、用法律知识去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还要充分发挥社团在学生中的作用，组织学生走向社会，进行法制宣传。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自觉地关注并参与到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去。教师还可以在自己参与案件的过程中，组织学生旁听有关案件的审判活动，使学生通过身临其境的感受，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4．加强与各专业的沟通与交流，展开“学情分析”，提高教学效果。